虞洽卿在上海商業請願團的動員會上慷慨陳詞：“當革命軍來滬時，存倉商界曾竭力協助，苟事成而不顧商民痛苦，是違反革命意旨。”除當場列舉的諸多惡劣現狀外，似乎還另有所指，那就是新政權以“革命”之名，肆意侵奪各地私營企業財產，直接或間接令江浙資本家蒙受巨大損失。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1928年4月間，北伐軍攻佔山東煤業重鎮棗莊後，以當地中興煤礦公司“北方軍閥所占逆股頗多”為由，委派國民革命軍兵站總監俞飛鵬前往“整理”該礦。俞飛鵬是蔣中正的浙江奉化同鄉，也是蔣長期親信的後勤總管。 俞飛鵬與中興公司“商議”期間，一面派員全面接管廠礦管理及銷售運輸業務，一面在上海報紙登廣告拍賣30萬噸存煤。公司代表與俞氏交涉，得到的答複是：擬清查（與軍閥）有關係股份，收作官股，並將存煤全數充公標售，如願留煤，須報效軍餉500萬元，方准自由營業。經過反複討價還價後確定，“公司報效軍餉百萬，逆股充公，商股照舊維持”。 中興公司本指望先賣煤後“報效”，俞飛鵬則堅持收齊百萬現款後才能“解禁”。此時，上海各銀行因中興舊債誤期，已失信用，新債又無可靠抵押品，不肯繼續借款，上海煤商也忌憚政府政策反複，未敢施以援手，中興無法及時籌措足夠的“贖身錢”。俞飛鵬借此拒絕與其繼續談判，7月5日，“大為震怒”的蔣總司令正式發佈公告，將中興煤礦所有礦產充公。 中興公司先前以存煤為擔保，委托浙江興業、中南、大陸、金城、鹽業等5家銀行發行過200萬元債券，煤礦一旦全數充公，債券將成廢紙，銀行勢必受累。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這下坐不住了，他們急忙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財政、農礦、司法、工商等部發電文，指出此舉是“使民產與逆產，受同一之處分”，令政府頒佈的《處理逆產條例》“保障民產之精神，為儲存摧毀無餘”。 據事後查明，中興煤礦500萬元股本金內，商股占十分之七八，與北洋軍閥及官僚有關的“逆股”，不過十分之二三，最大“逆股”為前安徽督軍“辮帥”張勳（此時已病亡）投入，共80萬元左右，其餘少量為黎元洪、張作霖等持有。 上海銀行公會在上述電文中還聲明，“各銀行與該公司，雖非立于同一地位，惟金融與實業，息息相關，必實業有安全之保障，而後金融有長足之進步……如果政府予奪任情，法律保障，失其效用，前車之鑒，人有戒心，銀行誰敢放款于工廠，存戶亦誰敢儲款于銀行？” 與此同時，上海商界發起集體赴南京“上訪”行動，銀行業公會代表踴躍參與。也許是感受到來自上海“金主”們的強大壓力，蔣總司令不願因小失大，遂同意作出讓步。同年9月下旬，在黎元洪之子黎紹基代表中興股東將100萬元“報效”款如數交清後，准予按原定辦法，“逆股歸公，商股維持，將該礦發還公司自辦”。 那段時期里，南京國民政府借故收歸國有的，還有浙江省商辦長興煤礦。因受1924年江浙軍閥混戰影響，該礦一度暫時停工。1927年底，南京國民政府全國建設委員會以該礦經營不善、欠納礦稅為由，宣佈取消其采礦權，派員強行接收。 長興煤礦曆年來以采礦權為質押，向上海各銀行借款累計310多萬兩銀子，如若礦權突然收回，資產及債務糾紛勢必難以清理，銀行團與公司股東因此強烈反對。股東們又一次向國民黨中央全會“上訪”，上海總商會也發電文給全國建設委員會，譴責其接收之舉是非法的，要求將礦權歸還原主。 如此種種，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大半個世紀後，發生在“煤都”山西的一連串煤礦“國進民退”行動。被地方政府勒令退出煤業的大量民間資本，恰恰很多都來自浙江商人。時光流轉，世事變遷，但有些令人興歎的戲碼，總是一再重演。迷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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