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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燕青 孫卓[ “前沿經濟體的崛起對整個世界來說是好消息。” 朱民表示，儲存倉過去二十年來，這一組經濟體不僅加快增長，同時其宏觀經濟環境相對穩定 ] 金融危機爆發五年多來，新興市場一度在全球經濟舞台上扮演著“火車頭”的重要角色，但隨著今年5月以來對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政策（QE）的預期升溫，這些國家（或地區）面臨著資本外流和經濟下滑的雙重壓力。與此同時，另一組國家卻開始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前沿經濟體”（Frontier Economies），即那些在過去十年尚未經歷強勁增長、正在成為“下一代新興市場”的低收入國家。然而，新興市場“前輩”的經歷顯示，擁有強勁增長，但缺乏相應政策框架和制度發展的支撐，將導致資源錯配、資產和信貸泡沫，最終釀成危機。因此，在看似光明的增長前景下，前沿經濟體也可能遭遇增長放緩和嚴重挫折。在本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行（WB）秋季年會期間，一場題為“前沿經濟體：下一代新興市場”的研討會在華盛頓的IMF總部召開。討論嘉賓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肯尼亞財政內閣部長亨利·羅蒂奇(Henry Rotich)、越南央行行長阮文平(Nguyen Van Binh)、德意志銀行董事總經理瑪利亞姆·霍斯勞沙希(Maryam Khosrowshahi）、哈佛大學國際金融體制教授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本場研討會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楊燕青主持。前沿經濟體仍是“磁石”“前沿經濟體的崛起對整個世界來說是好消息。” 朱民表示，過去二十年來，這一組經濟體不僅加快增長，同時其宏觀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相對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是指，這些國家能夠克服過去的增長模式，即在增長加速時積累大量風險。它們能夠維持低通脹、低外債、低內債，同時還能保持匯率彈性。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是它們過去二十年內能夠持續增長的重要原因。”朱民說。朱民表示，自今年5月22日以來，前沿經濟體的資本流出規模相對較小。這些經濟體的匯市、債市和股市波動與同區域的其他經濟體相比都較小。“這意味著，這組經濟體向世界展現了其經濟韌性，反映出它們良好的經濟基本面和較強的投資者信心”。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毫無壓力。與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樣，前沿經濟體也同樣面臨全球經濟放緩和美聯儲縮減QE的挑戰。“全球經濟放緩勢必會降低這些經濟體的外部需求。當美聯儲開始縮減QE時，國際資本波動會加劇，推升全球利率。”朱民表示，前沿經濟體需要外部融資，需要海外直接投資（FDI），利率上升將對它們造成影響。此外，中國經濟放緩以及來自中國的投資下降等因素，都將對這些經濟體造成負面影響。對於中國經濟放緩的影響，朱民表示，中國正在轉變經濟模式，目前投資占中國GDP高達43%∼45%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必須從投資驅動型轉向消費驅動型，而降低投資將產生顯著的外部影響。IMF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投資占GDP比例每降低1個百分點，將導致其貿易和商品進出口伙伴國GDP降低大約0.5個百分點。這其中也包括前沿經濟體。除了這些外部風險，前沿經濟體也面臨國內挑戰。朱民稱，這些國家需要深化金融市場，並維持金融穩定。總體來說，朱民稱前沿經濟體仍將是具有吸引力的“磁石”，他對其前景持樂觀態度，相信它們能夠在維持增長的同時完成一系列改革與轉型，提升效率並改善制度實力。三大挑戰：財政、銀行業、外部風險許多人認為，新興市場和前沿經濟體在過去享受了一系列良好的外部環境，這是它們能夠獲得高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對此，萊因哈特表示，過去數年的特徵包括一系列極為良性的綜合因素，包括很高的迷你倉最平品價格、很低而且穩定的利率環境，這種在較長時間內持續的良性因素組合的確是非常少見的。這些因素持續存在，導致脆弱性開始浮現；但如果高商品價格和低利率的組合逐漸消退，那麼之前作出的借貸決定就會出現問題。萊因哈特認為，對於新興市場與前沿經濟體來說，有三個關鍵問題會讓它們過去隱藏的脆弱性暴露出來：第一，政府財政。如果商品價格回到過去的低位，對政府財政意味著什麼？依賴商品出口的國家財政收入就會出現問題。第二，銀行業。很難找到外部負債接近警戒線的前沿經濟體，但它們的國內債務卻在迅速增加。考慮到經濟增速較快，這並不難理解，但當經濟環境變得不那麼明朗，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開始上升。第三，外部風險。即使在一個非常好的環境中，比如美聯儲採取非常漸進的方式逐步退出QE，但即便是非常溫和的調整，也會使得利率上升和商品價格下降，讓它們暴露出隱藏的債務風險。“這是新興市場和前沿經濟體面臨的重大挑戰。它們不應該把目前為止的市場環境當做理所當然的事情。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商品價格會下降、美國和其他國家利率會上升，也因為在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投資回報率正開始回升，房地產市場正在複蘇。追逐高收益的資本將會趨之若鶩。因此，國際資本對新興市場和前沿經濟體的胃口可能會下降。” 萊因哈特說。的確，雖然投資經理們認識到前沿市場存在機遇，但他們對其中風險較高的領域同樣有所警覺。例如越南的銀行業，一些投資者認為，與歐洲陷入困境的外圍國家相比，越南銀行業狀況更加糟糕。“危機給我們提供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阮文平表示，“過去二十年裡，越南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如今隨著國際環境變化，越南經濟也面臨很大挑戰，尤其是銀行業。”經濟改革的重要性那麼，前沿經濟體究竟能否繼續獲得市場青睞呢？霍斯勞沙希認為，獲得市場資金是第一步，但之後還需要維持資金流入。當然，過去十年的良好外部環境很重要，但投資者也看到，一些前沿經濟體能夠利用這一機會來建立更好的國內宏觀經濟環境。霍斯勞沙希表示，5月以來由於市場對美聯儲縮減QE的預期，這一影響對所有新興經濟體，包括前沿經濟體，普遍產生了影響。但如果看一下7月的第一周，在連續兩個月的交易冷清期後，尼日利亞第一個重返債券市場，反映出投資者對該國宏觀經濟框架和決策者實施改革議程決心的信心。朱民認為，在過去享受良好外部環境的時期內，一些前沿經濟體也做好了內部工作。“顯然，前沿經濟體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良性的外部環境，無論是新興市場的強勁需求，還是全球低利率和國際資本流入。不過我們也觀察到，一些國家也能夠對國內經濟進行結構改革，加強結構多元化和經濟效率，在全球供應鏈上逐步往上走。例如越南、肯尼亞等。” 朱民稱。此外，朱民還強調，這些國家的決策者需要制定清晰和透明的政策框架，與公�和市場進行有效溝通，從而更容易讓市場能夠根據不同經濟體的具體狀況來區別對待。作為越南央行行長，阮文平認為，對於“前沿經濟體”目前並未有明確定義，但越南無疑是其中之一。羅蒂奇稱，非洲的一些經濟體也在這一組合之列。羅蒂奇認為，前沿經濟體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於吸引外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經濟增長非常快，很大程度由內部因素驅動，因此外部環境構成的挑戰並不那麼大。我們採取了一系列結構性改革措施擴大了經濟生產力，增強了競爭力。”談到政府財政的挑戰，羅蒂奇表示，肯尼亞政府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風險，並在過去兩三年內採取了一系列財政改革措施。但財政挑戰仍將持續，尤其是這些國家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來解決制約經濟增長的一大瓶頸。因此，許多前沿經濟體都在刺激增長與財政紀律之間尋找平衡。CFP圖迷你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