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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迷你倉國務院公佈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 方案指出，上海自貿區設立的五大任務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擴大投資領域的開放、推進貿易發展方式轉變、深化金融領域的開放創新、完善法制領域的制度保障。 其中，深化金融領域的開放創新成為最大亮點。市場期待已久的兩項金融基礎制度改革——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將在自貿區得以加快步伐並率先落地。方案強調，要在兩至三年內，在自貿區加快金融制度的創新，增強金融服務功能。 此外，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改革境外投資管理方式、以及實施“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創新監管服務模式等，也被業界視為里程碑式的重大改革。 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人民幣國際化往前推進的重要一環方案中提到，要探索面向國際的外匯管理改革試點，建立與自由貿易試驗區相適應的外匯管理體制，全面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鼓勵企業充分利用境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跨境融資自由化。 專家指出，自貿區內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的先行先試，將是我國金融改革方面的一大突破，也意味著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朝市場化邁進一大步。目前央行已經開放了人民幣雙邊貿易和投資的清算結算可兌換，資本項下的人民幣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往前推進的重要一環。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認為，在自貿區試點方案中，人民幣資本項下開放是外界最為期待的金融改革內容之一，這主要來自于四方面的改革需求，包括國內居民和企業對外投資的需求不斷擴大、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和規範管理的需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需要、平衡國際收支，減輕貨幣回流壓力的需要。 在連平看來，人民幣未來要朝著儲備貨幣目標進發，資本和金融賬戶不可兌換會成為國際化的主要障礙。自貿區內人民幣資本和金融賬戶可兌換的實踐，會為人民幣可兌換整體改革帶來可供借鑒的經驗。 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 國內取消資本管制的必要條件方案還提出要在試驗區內實現金融機構資產方價格實行市場化定價。 在我國金融改革過程中，利率市場化改革無疑是關鍵。�生銀行財資處首席經濟師嚴愛群分析認為，建立市場主導的資金成本定價機制,不僅可以穩定金融業發展，亦有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解決當前影子銀行問題。存款利率市場化同時可提高個人收入、促進消費，進而有助于國內經濟增長更平衡及可持續。 嚴愛群分析指出，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國內取消資本管制及實現匯率自由浮動的必要條件。“因為在更為開放的機制下,與國際利率脫軌的固定利率將驅使存戶跨境尋求較高回報,進而引發較大規模的資金流入及流出。因此，在完全放開資本管制、實現匯率市場化之前，利率市場化改革非常關鍵。”她表示。 今年6月份，央行宣佈取消貸款利率下限，加速了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而自貿區先行先試必將逐步探索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創新。 對民營資本和外資金融機構全面開放?? 多家外資銀行躍躍欲試 自貿區方案中提到要推動金融服務業對符合條件的民營資本和外資金融機構全面開放，支持在試驗區內設立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昨日，多家外資銀行都表示了極大的興趣。 匯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表示，上海自貿區將開�中國金融改革的新階段，為全球最活躍經濟體的發展帶來更多靈活性和新選擇。中國經濟日趨成熟，需要更成熟的金融服務以充分發揮其增長潛力，而上海自貿區的成立正體現了這一大趨勢。“我們相信，內地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將在產品創新、企業融資和投資等領域為外資銀行提供新的發展機遇。”王冬勝說。 渣打銀行也發佈聲明表示，他們密切關注上海自貿區的發展及其所帶來的機遇。東亞則更為高調地透露正在積極爭取布局自貿區。 創新監管服務模式?? “一線徹底放開，二線高效管住”根據方案，未來上海自貿區內將實行“一線（國境線）逐步徹底放開，二線（與非試驗區的連接線）高效管住，區內自由流動”的政策。專家指出，要使上海自貿區作用得以真正發揮，如何實現在自貿園區“一線徹底放開，二線高效管住”，統籌好區內、區外是關鍵。 但行業人士指出，自貿區所提倡的“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在金融方面實施的難度較大。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認為，金融活動超于物理邊界，如果自貿區內金融改革推進過快，‘二線管住’沒有特別有效的工具，容易導致資本項目開發速度過快。尤其在目前國內金融體系風險上升的情況下，這可能會進一步導致金融市場很大的不確定性，甚至會形成新的系統性風險點。”探索建立負面清單模式?? 對外商投資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方案中還提出，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借鑒國際通行規則，對外商投資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研究制訂試驗區外商投資與國民待遇等不符的負面清單，改革外商投資管理模式。 在國際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又稱“負面列表”，其原則是“不列入即開放”，這意味著任何新增的行業及產業部門將不在否定之列，必將自動對成員方開放。也因此，不發達國家任何新生部門都將毫無例外地直接面對已佔先機的發達國家的強勢競爭，其競爭的殘酷性可想而知。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表示，過去政府的管理基本是“嚴格審批、進來不管”，而落實到負面清單上，這個規則就是“寬進嚴管”，對中國各級政府的管理能力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比較 CEPA、三大平台與上海自貿區各有側重前不久在香港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媒體見面會上，省長朱小丹表示，廣東正與港澳一同積極向國家爭取建立一個區域性的粵港澳自貿區。這是廣東官方首次向外界正式披露粵港澳自貿區的有關情況。 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正式發佈之際，廣東粵港澳自貿區也再度引起關注。有人說，廣東已經有了CEPA，又有了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三大重點合作平台，為何仍要申報自貿區？同樣是涉及自由貿易協定，同樣是在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三大平台及CEPA的現有政策與上海自貿區有何不同？南方日報記者就此展開調查。 文件倉CEPA是做加法“負面清單”是做減法今年適逢《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發佈實施10周年。記者從省外經貿廳瞭解到，根據CEPA，目前在160多個服務行業中，廣東向港澳開放的領域已達到148個，開放面達92.5%，但目前仍有市場調研、科學研究及實驗開發等15個開放行業無人申請到內地開業。 “目前中國服務主要表現為開方面廣，但深度不夠。”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指出，在服務貿易的四種形式中，我國在跨境支付、境外消費領域，對幾乎所有部門都作出了局部承諾，但在自然人移動、商業存在方面限制則稍多，開放水平仍然較低。所以雖然CEPA開放面達92.5%，但按照外國的評價，中國相關行業的開放度依然不到50%。 換言之，CEPA是一項一項做加法，政府支持什麼、鼓勵什麼、限制什麼、禁止什麼，產業導向很具體、很全、但無法窮盡，而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則是做減法，只列什麼不可以，不列就是可以，“這個太厲害了！”裴長洪尖銳地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說，原來CEPA的框架已經落後了。”暨南大學教授封小雲也表示，CEPA是建立在WTO基礎之上，而WTO的主要作用在於貨物貿易自由化領域，在服務貿易自由化領域作用不大。其實自2000年以後，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和貿易協商機制的發展已經大大突破了WTO的框架，服務貿易在PTA中（全球FTA與優惠貿易協定）六成以上是使用否定列表的，而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採用的仍是肯定列表方式。 裴長洪說，“國家批准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點，就是為了試驗我們能不能適應這一套新的規則。”三大平台重在政策上海自貿區重在制度突破而對於廣東所擁有的南沙、前海、橫琴來說，政策各有突破亮點，那麼這三大平台與上海自貿區有何異同？ 目前《廣州南沙新區規劃》、《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珠海市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已經悉數獲批，但有關人士指出，雖然從面積上看，南沙最有條件、空間最大，但是國家層面的政策尚未出台，處於“有規劃沒政策”的處境。 “一線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的創新監管服務模式，是此次上海自貿區方案中的一大亮點。記者瞭解到，橫琴實行的也是“一線”放寬、“二線”管住的分線管理的創新通關制度，但有關人士告訴記者，橫琴更多強調的是貨物貿易的通關。相比之下，上海自貿區在服務貿易領域將獲得更多突破。 此前，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在上海自貿區內暫停部分法律法規的實施，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也暫時調整實施有關地方性法規規定，令外界矚目。相比之下，深圳特區早在1992年就擁有地方立法權，前不久又引進國際仲裁院，營造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但有關人士指出，雖然深圳有立法權，但前海並不能暫停相關法律法規的審批，在境外投資管理方式的改革力度上無法與上海自貿區相提並論。 “可以看出，上海自貿區是集大成者，將目前相關的優惠政策集于一體。”該人士指出，更重要的是，上海自貿區的突破更多是在於制度性、機制性的安排，比如負面清單、准國民待遇等，改革力度更大，將來可複制、可推廣的意義也更為重大。 記者觀察 “二次入世”挑戰
中國亟需主動迎戰討論上海自貿區話題，脫離不開當前國際國內的大背景。 目前，全球經貿格局正面臨新一輪的分化和洗牌。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強國開始力推新一代貿易規則，各國紛紛打出“自貿區”牌的背後，是一場搶佔未來全球經貿規則主導權和自由貿易競爭制高點的沒有硝煙的戰爭。 首先是中國面臨著“二次入世”：由美國積極參與並主導的 《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係協定》（TTIP）談判，這兩大自貿區都不包括中國，面對未來世界貿易規則、格局的可能改變，被排除在外的中國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險。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本身也走到了換檔關口：在國際需求疲弱及勞動力成本升高導致產業轉移的情況下，中國急需經改革來謀出路。 回顧改革開放之初，經濟特區成為中國打開國門、與世界交流的窗口。在入世潛力已經被充分發掘的今天，中國更加需要新的動力支持其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而對於希望通過開放倒逼改革的中國來說，上海自貿區也許就是這種新的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個產業階段，強勢國家集團為維護其優勢貿易地位，均會制定相應的國際經貿規則。 由省外經貿廳國際經貿發展中心所提供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現在的WTO規則，其本質是服務于工業化時代製造業強國的產品競爭力，它強調貿易自由化，表現為多邊的最惠國對等貿易待遇。 但自從中國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製造”逐步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世界市場，形成WTO制度下巨大的競爭優勢；2012年，具有資源稟賦優勢的俄羅斯歷經18年的艱難談判後終於也加入了WTO，相反，歐美等傳統製造業強國卻隨著資本流動產業日益空心化，其WTO制度紅利正逐漸流失。加之，全球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已從1948年GATT成立時的36%降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3.8%，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平均關稅也降到了12.7%，關稅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已大大降低。 該報告指出，服務經濟時代與物質產品階段相比，遊戲規則的設置更為關鍵。正因如此，在服務業領域擁有絕對優勢的美國開始謀劃面向服務經濟時代的國際經濟新規則，不僅維護其現有領先市場地位，更加超前強化其先行者優勢，以獲得未來50年的國際規則紅利。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不難看出，此次上海自貿區試點是新一屆政府在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新趨勢、實施積極主動對外開放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中國需要通過設立上海自貿區來取得對外經濟的主動權。而在新一輪經濟國際化浪潮中，中國要占據先機，須以更大勇氣加快轉變參與全球化的傳統模式，更為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重建，提升我國應對新貿易規則挑戰的能力。吳哲南方日報記者 吳哲 黃穎川 黃倩蔚 統籌:賈肖明存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