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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綠水普羅大眾都可享受，迷你倉高爾夫球場和遊艇則只屬於少數人的玩意。」麥理浩在1974 年如是說。然而，郊野公園的成立，並非愛好遠足的港督單純感念自然珍貴博大而施行的德政；四成郊野地的設立，有其當下的歷史處境，實是香港整體規劃下的其中一個環節，只是往往被人忽略。陳茂波一句開發郊野，即引來四方猛轟，各界力保郊野；然而在守住四成綠蔭地的同時，港人亦不得不進一步思考，在政商聯盟的霸權和中港融合的宏大規劃下，應如何開發「我們的土地」。郊野公園從來都是物質資源殖民者腳踏新的殖民地上，首要掠奪的，是天然資源。作為隔絕於中國沿海的殖民地，對港英政府來說， 「供水是纏繞香港的問題」。規劃師杜立基說，自給自足的清潔水源，是一個戰略考慮。英國工程師在香港多處山野廣建水塘水庫，1863 年建成首個位於港島的薄扶林水塘，及後每隔幾年都有水塘落成，直到最後一個大型水庫萬宜水庫於1978 年完工。為引集更多雨水到水塘中，五六十年代開始有集水區出現，而為了阻止集水區中因水土流失而令容量下降的情�，林務部開始於靠近集水區的山坡植林；而植林的另一個目標，便是解決柴薪木炭的需求，在1953 年林務主任A.F. Robertson 在《檢討本港林木情�：建議推行的政策》中便提到香港的林業有利可圖（ 「there is profit inforestry」） 。今日萋萋繁茂的自然生境，曾是當日港英政府眼中的功利性天然資源。港英政府眼中有利可圖除了資源利用，亦有政治考慮。六七暴動後，在《九龍騷亂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出應為青年提供更多戶外康樂場所以防止其反社會行為，當年的總督戴麟趾率先成立委員會研究郊野公園的規劃，及後繼任的麥理浩實行改良主義，推出房屋、社區康樂活動等政策，並承接前人思維力推郊野康樂，楊家明在《郊野三十年》中引述學者L. B. Thrower所說， 「（麥理浩）了解到，戰後出生的一代在那時漸漸踏入青少年階段，需要宣泄活力，如果能正確管理及善用郊區，便是解決問題的方法」。1976 年制定《郊野公園條例》至1979 年間，完成了21 個合共佔全港四成面積的郊野公園。杜立基指出，70 年代成立郊野公園，只依照現成的集水區和植林區圈出已成事，在郊野功利性資源供給的基礎上，加上觀賞、康樂、教育等用途和價值。除了資源和政治的說法，有說郊野公園的設立與新市填發展及高地價政策有關。60 年代新界新市鎮包括荃灣和沙田相繼落成後，政府作出內部檢討，認為在公私營合作的情�下，土地運用上有被牽�走的情�，政府失去了機建配套、道路網絡的全權決定，被私人發展商控制。有見及此，政府內部便醞釀了應劃出一些不被發展的土地的想法，以免被私人發展商影響規劃時間表及資源投放。另一說法是，港英政府力推郊野公園目的是為了抬高巿區土地價格，維持高地價政策，務求在撤離香港前以賣地方式賺錢。以上說法的真實程度難以定論，但40 年來，郊野公園雖然處於「被凍結」的狀態，但這四成綠地從沒有在香港的土地發展與整體規劃中離場。開發郊野＝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市民有屋住？回歸前後，亦有行政會議成員提出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香港城市土地不足、樓價高企的問題。有意見認為，開發郊區以增加土地供儲存，可令樓價下跌，甚至使政府放棄高地價政策。然而，房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松炎指，郊野公園與高地價政策實際上並無直接關係， 「土地的業權是屬於香港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其實也不需要透過郊野公園條例（實施），本身政府自己賣的土地，他有話事權，將土地劃為非郊野公園，政府都可以不賣」。高地價政策的維持，決定權始終在「大地主」政府手上；樓價跌不跌，也要看地產商會否囤積居奇。回歸初期，政府對土地供應情�的評估甚為樂觀，不但有工業用地轉型、填海大計等，以為不停有土地供應，但怎料後來原有的大計都在民間的巨大阻力下難以實行， 「新政府成立時，各個利益團體已傾掂數，所以當時沒有所謂土地不足的議題，而家利益團體講唔掂數，有些地唔郁得，土地不足的議題就走出來了」。開發郊野得益者是誰？有說開發郊野，又是益了地產商，姚松炎對此並不同意， 「幾大地產商其實非常頭痛，（他們）早年囤積咁多新界土地農地，但放了30 年都未能動，有些甚至打了幾場官司，已頭崩額裂。他們想發展農地，不是很想發展郊野公園。郊野公園的業權又不是他的，不是直接得益，多了供應反而令農地更加死」。他亦指出，即使「四大」利益受損， 「四小」地產商得益亦不大， 「郊野公園的土地都不是他的，多了建造工程，利潤亦有限」。那到底開發郊野最大得益者是誰？ 「第一，香港政府本身會多了很多土地供應，香港政府一定係得益者，其次，中港融合的擁護者得益最大。」姚松炎說。07 年政府發表《香港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在第五章「國家層面」就提到粵港澳政府首次共同合作的《大珠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並標明香港將配合跨境合作發展成「多核心區域城市群體」。該研究在09 年正式發表，其中建議把新界東北開發為「旅遊合作區」， 「將香港境內的濕地、公園、海島等資源…… 統籌考慮」， 而新界西北定位為「協作開發區」，更會設置碼頭口岸，方便旅遊人士出入境，並「由口岸建設帶動周邊土地開發」。姚松炎指，未來中港融合建立的核心區需要大量土地供應，然而現存新界土地非常缺乏，民間阻力亦強，在此背景下， 「如果讓郊野公園開綠燈，成件事都好容易」。思考如何規劃免「被規劃」身為規劃師的杜立基則認為，一個城市不能只說當前，更要思考10 年、20 年後的景象。「要講，就攤開�講。」就像攤開一幅規劃圖，逐個逐個細節去構思整合， 「民間不要單獨抽土地供應來說，要用一種假設你能夠當家作主，你是否有一套整體香港的願景呢？是否能夠符合香港現實的政治時空和框架？」例如我們說城市不能無限度地發展，應該設立發展上限， 「訂一個上限也要有依據，政治依據好、科學依據好、經濟依據也好，訂了上限就要做�，如何制訂措施去不突破這個上限？」又例如中港融合， 「融到哪兒？ 你不可以ignore（無視）他的，你點都要看到這個關係，完全分割是沒可能的」。杜立基說：「拒，即是抗拒，那個『拒』，位置在哪兒呢？你可以做，但你不可以說。」那個「你」，指的是誰？ 「官方不能說，但民間大鑼大鼓地說，是要的」。無論是政治或經濟的推力，中港之間的交往溝通、互為倚賴正激烈進行中，除了敵我想像，民間能否思考一種可行於未來的方式，與這個近在咫尺的龐大經濟體及政權實體共存？新蒲崗迷你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