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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最好的貝母在哪裡?一位藏藥老闆說’世間還有哪裡的貝母比松潘草原上的更好呢?貝母’止咳祛痰的常用藥’以地名來命名﹃川貝﹄’川貝里再分出松貝’其標價是其他貝母的幾十“上百倍°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別’那要爬上海拔四千米的高山草原一探究竟°身體周刊記者石毅夏日周末，儲存四川松潘。黃龍五彩池的水若是在你心中留下了印記，那你大可以想象彼時彼地小鎮天空的模樣，如黃龍水湛然透亮。抬頭四顧，山峰環繞，當地人有個很好的形容，說小鎮是蓮花上的蓮蕊，而那些連綿的青山則是蓮花瓣。只是在這本該熱鬧的旅遊季節，小鎮的街道上卻冷冷清清，老城復原了明時模樣，可是沒什麼遊客。這裡和九寨黃龍機場只有十來公里之遙，可是飛過來的遊客們大都徑直奔景區去了，經由陸路的遊客又被洪水所阻，小鎮便只剩下小鎮居民自己了。我此番為了尋訪世間最好的貝母而來。一位藏藥老闆跟我說，世間還有哪裡的貝母比松潘草原的更好呢?我問為什麼，他只笑眯眯地答，貝母里分出川貝一類，川貝里再分出松貝，既然都以地名來命名了，就證明市場認這個，市場的事誰說得清?查閱資料才知道藏藥老闆所說不盡然。貝母，止咳祛痰的常用藥。早在漢代的《神農本草經》就有記載，被列入中品。但是古人的貝母不僅包括了今天的藥用貝母，還有其他同科甚至不同科的植物，這種混亂的情況大約到明代才糾正過來。明《本草匯言》對貝母的功效進行了比較和歸類，其中說:“貝母，開郁，下氣，化痰之藥也，潤肺息痰，止咳定喘，則虛寒火結之徵，貝母專司首劑。以上修用，必以川者為妙。若解癰毒，破症結，消實痰，敷惡瘡，又以土者為佳。”這時候，醫者已經根據貝母的功效和產地分出“川貝”和“土貝”，至於“川貝”和“土貝”誰優誰劣，古藥書上並沒有定論。如果根據今天中國藥典的收載，現已認定具有藥用價值的貝母就不僅僅是川貝，以地名來命名的貝母也絕不是川貝和松貝獨有。藥典中認定的貝母共有川貝母、土貝母、湖北貝母、平貝母、伊貝母、浙貝母6種，松貝屬川貝中的一種。其中除了土貝母為葫蘆科植物外，其餘5種均為百合科植物。來源於百合科的貝母都有化痰止咳的功效，但又有其細微的不同，因此藥典也就不可能把不同來源的貝母評個優劣。我想既然功效有不同，又如何有高下之分?不過在中藥材市場轉一圈就會發現，同樣是貝母，川貝中的松貝價格的確高出其他貝母很多。同樣是1公斤貝母，一般貝母大約要價百來元，川貝則可以賣到上千元，至於說到川貝中的松貝，有的地方則標價數千元，是其他貝母的幾十、上百倍。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別，我想還是實地探訪了再說。高山草原扎帳篷松潘為什麼盛產貝母?根據植物學家們的研究，松貝大約生長于海拔2800米到4500米的高山草原草甸中，在我國分佈于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等地。而松潘古時稱為松州，多高山草甸草原，海拔多在4000米左右，自古牛羊成群，由於習慣問題，仍然將古時松州範圍內的草原稱為松潘草原，而這就是松貝所生長的環境。我在當地嚮導的帶領下，找到了藏族人八讓足和他的伙伴們的帳篷。在尕里台大草原的公路邊，他們的9頂帳篷稀稀落落地扎在山腳下。那一天遇上大雨，帳篷里升起炊煙，若是天氣好，他們都上山去，只怕我來了也見不到人。嚮導說，今年氣候反常，高原上夏天也是少雨的，如今卻下不停，大半挖貝母的人都提前回家另謀生計了，還遇到堅持的算是好運。高原上的雨不比江南，江南的雨聲勢再大，下過了天還是一樣燥熱，高原的雨是躲不掉的涼意，雨滴一落，仿佛入了冬，濃霧四起，氣象萬千，外出的人都要趕著回家。這裡的山腳海拔3800米，和想象中的草原不同，尕里台實則是連接紅原和若爾蓋的高原丘陵。八讓足說，天氣清朗的時候，在尕里台的高處能看見岷山的最高峰雪寶頂，那是苯波教的神山，�峰簇擁，雪寶頂冰川的水流下來便成了黃龍，那是讓人終生難忘的美景。只可惜我在尕里台的3天，都沒能見到從雲端露出的神山，只能想象八讓足描述的盛景。八讓足一行30余人都來自附近的各個鄉村，從7月初開始他們結伴陸續來到尕里台，在這裡要度過近2個月的時間。只有在這個時候，在地里生長了3年的貝母會長出易于辨認的綠葉或花來，人們才能從灌木叢里發現它。八讓足和妻子熱麼以及他的4個子女擠在一個帳篷里，帳篷的門比較低矮，成年人需要彎著腰才能進出，帳篷的正中是做飯和取暖用的火爐，3張木板拼搭的簡易床有如“た”字形擺放在帳篷里。在這裡，一切的活動都是圍繞著火爐和床板展開的，主人和客人都圍坐在床上，主要的衣物雜物也堆積在床上，他們最小的女兒德基磋11歲，還在上小學3年級，平時做暑假作業時也得要趴在床上。下雨了不能上山，同伴們常常在各個帳篷里穿梭，各家也就沒有什麼隱私可言。八讓足的大女兒已經出嫁，小夫妻一家人也加入到挖貝母的隊伍中，他們的帳篷就在旁邊。我在他們的帳篷里看見曬幹了的河魚。魚類從來也不是藏族的食物，但這對小夫妻說，魚是在岷江里打的，現在他們也學著豐富自己的飲食。“聽說漢族還吃青蛙，是嗎?”她問我，“我們不敢吃，我們現在也就吃魚。”在松潘，受到此地回族和漢族的影響，人人都喜食麵食。夜裡，靠著白天太陽能充電器蓄下來的電，營地被點亮起來。人們在帳篷里做起面疙瘩，再把它和酸菜一煮，便成了當地最常見的簡單的晚餐。帳篷里的食物總是簡單的，因為帶上山的食物首先要利於保存，所以麵食、白米飯和土豆最為常見，如今有了拖拉機和摩托車，就常常有人開車到鄰近的市場上採購新鮮蔬菜。八讓足說，若是往回上溯20年，最常見的是一個人帶兩匹馬上山，一匹自己騎，一匹運輸乾糧和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再搖搖晃晃數個小時甚或一兩天，在茫茫草原找尋營地、找尋貝母。人人都盼著第二天雨過天晴，能上山才意味著有收入。按照今年的收購價算，50克乾燥後的貝母大約賣100元錢。不要急著叫這小東西貴。後來跟八讓足他們上了山，一天翻過好幾座山頭，我才知道一個人一天辛辛苦苦只能挖1至3兩，運氣再好不過半斤，但好運氣這幾年幾乎沒有，貝母再曬幹重量壓縮一半，一個人一天的收入就是50-150元錢。這錢算多嗎?要知道，在八讓足他們那裡，退耕還林後，除了每年能拿到一點兒政府補貼，挖藥是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5、6月時候挖蟲草，7、8月間挖貝母，全家老小都靠它們養活。這樣的日子，除了高原上土生土長的藏族人，我問了城鎮里的人，都覺得辛苦不願意幹，就算是藏族人，如果能找到別的活路，比如在旅遊點擺個攤開個客棧什麼的，也絕不選擇上山挖藥了。翻山越嶺聞山歌第二天太陽還掛在山腰，早上6點鐘的樣子，八讓足他們就把我叫起來了。在這裡總是女人們起得最早，生火、燒水、煮上酥油茶後，男人們才陸陸續續爬起來。我是客人，雖是女的，卻享受了一次男人才能享受的待遇，等我進到八讓足家帳篷的時候，熱氣騰騰的酥油茶已經擺在爐火邊了。我知道這一天上山，餓了只能靠些乾糧新蒲崗迷你倉這碗酥油茶，既要暖暖被這一早寒氣浸了的身子，又要為登山提供熱量，便學著藏人的樣子大口吞了下去。牧民的�牛成群結隊從帳篷邊慢悠悠地走過，太陽上了山，天藍得不成樣子，連日的陰雨後總算盼到了個好天氣，八讓足說:“今天可以挖藥了。”於是30多個人的營地上，只留下他最小的女兒和另一大人照看，其餘人全都拿著鋤頭出發了。我很快就體會了這辛苦的滋味。旅遊的時候可以走走停停，看見風景了就慢下來，可是這是賺錢養家，早上7點半出發，要到晚上7點半才回，一天爬上七八個山頭，再沿著原路返回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上了山坡，就要一路彎腰低頭，只有這樣才能在灌木叢的夾縫里找著貝母，一天下來身體再好的人也會腰疼。八讓足告訴我，他們在偌大的草坡上只尋找2樣東西:一是貝母花、二是貝母葉。貝母花像倒掛的小燈籠，鵝黃色或暗紫色，長在距離地面約10厘米的杆莖上，最容易被發現可是數量極少;另一種則是貝母葉，一般有兩種形態，最常見的是只長出孤零零一片葉子來的，當地人就叫“一匹葉”，還有一種則是長出3匹葉來。看見這兩樣東西，就可以舉起鋤頭往地下一挖，然後在鬆動的土層里找到白色的貝母。市場上又按照貝母的大小分了好幾個等級，不知道為什麼，人們認為貝母個頭越小越好，所以如珍珠般大小的“珍珠貝”價格最高，可是720-920顆才有50克重，其他如豌豆般大小的則要次一些，50克有200來顆。但是到了藏民這裡，他們不分等級，全是按照一個價格來賣，采一顆就意味著至少一次彎腰，一次刨土，所以自然是越大越好。對於我來說，這些葉子和雜草沒有什麼兩樣。八讓足的兒子們讓我試試是不是能自己發現一兩顆，我試著在山坡上尋找，可是沒多久就放棄了，只好讓他們找到了我用鋤頭來挖一挖，也算是體驗過了。翻山越嶺也是考驗。看看這些天天在山上跑的藏族人，個個都是一副結實的身子板，沒有誰看上去有贅肉，也不用擔心久坐成疾。八讓足更是如此，他雖然有5個孩子，但其實才39歲，和那些挺著啤酒肚絮絮叨叨的中年男人不同，他看上去硬朗極了。也因此爬山對他們來說真是小菜一碟，我一路咬緊了牙關才不至於掉隊。還有越過山腳下的草地也並不容易，那當中都是水泊和草氈土，八讓足說那要有“草上飛”的功夫才可以，也就是說一腳踩重了就容易陷進烏黑的泥潭中去，一腳跨出不夠遠也要掉進去。走在前面的男人就用鋤頭把那些乾燥的泥連草皮一塊兒搭在汙泥上，讓後面的人輕輕地踩著趟過去。如果沒有他們帶路，我是斷然不敢一個人走進草地的，何況聽說這草地上還可能有野生動物，野雞野兔並不可怕，怕就怕有蛇。聽說八讓足有一年在紅原草原上挖貝母就讓蛇給咬了，後來不得不騎著馬趕到鎮上的診所去醫治。不過他又告訴我，傳說中能看見雪寶頂的地方不長蛇，從來沒有人在尕里台草原見過蛇，所以大可以放心。人在這高山上挖藥的樂趣之一，便是時不時地高歌一曲。你若是在上海的街頭突然放聲唱歌說不定會招來白眼，而在這裡一切情緒的表達都是自然而然。他們個個是天生的好歌手，藏語歌、漢語歌、民歌、情歌張口就來。上了山以後，30來個人就分散開來，你找你的，我挖我的，互不干涉，人走散了很快就變成星星點點，消失在視野里，可是一會兒東邊飄來一句詞，西邊再來一個調兒，我就知道其實人都在不遠的山頭，不見其人只聞其聲罷了。挖藥為生的人帳篷的主人八讓足是個有故事的人。有一天挖完貝母回去，他在帳篷里給大家唱了一首藏歌，3分鐘，時而高昂嘹亢，時而悠遠回腸，雖然十幾個人擠在幽暗的帳篷里，但好像立即就見到了茫茫草原、皚皚雪山。沒有人否認八讓足天生的好嗓音。他從小在牛背上長大，沒上過學，更沒接受過音樂教育，一個人高興不高興的時候就在山上唱歌給自己聽。20歲出頭的時候，親友把他推薦給在九寨溝做旅遊生意的老闆，老闆就僱了他在九寨溝給人唱民歌。到了冬天，九寨溝沒有遊客了，八讓足膽子也大了，就跑到成都去給人唱歌。在成都的時候，結識了一幫小兄弟，那時年輕氣盛，常常在街頭惹是生非，被抓到派出所也屢教不改，後來過了幾個月，用八讓足的話說“覺得這樣不好玩了”，就乾脆跑到北京，到一個歌舞團去給人唱民歌，那時候在北京一個月掙1600元錢，不夠他花的，就又回到了高原，有了家庭孩子人才慢慢變得穩重起來。八讓足的幾個子女都受到他的影響，個個會唱歌，大兒子不光唱，有時候也在九寨溝的景區給人表演藏族舞蹈。八讓足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四五年前他決定一路從家鄉松潘磕長頭到拉薩。“在我們看來，這事不光是對自己好，對全村人都好。”他說。於是，他和20多個村民邀約，一個人只帶了2300元錢上路，每天風餐露宿，朝行夕止，歷時8個月，穿壞了8雙鞋子，三步一叩首，到了拉薩布達拉宮。回來的時候，他如英雄凱旋，全村人給他獻哈達，爭相請他上家里吃飯。不光是這樣，每一年秋季，他還要繞著雪寶頂轉山，周而複始。每年春夏上山挖藥是這裡村民普遍的生活狀態。我在這裡藏族的村寨里走訪，除了那些做旅遊生意的，這裡各家各戶的年輕人基本都上山挖藥去了。八讓足說，他記得小時候合作社還是以畜牧和耕作為主，每到夏天一個合作社就派一兩個人上山挖藥，再以集體的名義上交。後來合作社解散，各家各戶都上山去了。“小時候，我們騎著馬或者牛去挖藥，到尕里台或者更遠的若爾蓋、紅原，路上一走就是好幾天，帳篷也比現在簡單，騎馬不能帶火爐，都是到了紮營的地方找幾塊石頭堆成爐子。大概到上世紀90年代初就有了平整的馬路，大部分人都開拖拉機去紮營。貝母的價格也是每年都在漲，從300多元一斤到現在1000多元了。漲是漲了，不過其他的東西都跟著在漲，所以掙大錢的也不是我們。”八讓足一家用挖藥掙來的錢蓋了新房子，雖然他過去走南闖北見過了世面，但骨子裡還是個講究傳統的人，有了新房子他就更希望兒子們不要分家，“他們要是感情好，以後都討一個老婆在一起我也高興。”他說。(在藏族人中一夫一妻盡管已成為主流，但認可傳統一夫多妻制的人也有。)對於父親的期望，3個兒子只是笑而不答。30多個人的挖藥隊伍里，還有好幾個學生。在西藏的那曲、青海的玉樹幾個地方，學校都要給學生們放“蟲草假”，讓學生們跟著家長上山挖蟲草。松潘可沒有什麼“貝母假”，一來貝母總體產值沒有蟲草高，比不上蟲草對當地農民家庭收入的貢獻大，二來貝母采挖正好是7、8月，本身正值假期。14歲的用爾磋是馬上要升初一的學生，她是和哥哥嫂嫂一起上山的。據她說，在她的班上至少一半學生放了假都要上山挖貝母，算是給父母幫忙，增加家庭收入。看我在山上著急找不到貝母，她倒安慰說，“這是我第三次來挖，哥哥剛帶我來的時候我頭一個星期什麼都挖不到，總是認錯，現在就不會了，你也會像我一樣。”她不知道，我其實只用了一分心思去找貝母，卻用了九分心思欣賞美景。可不是嗎?高山上，白雲間，野花微香，�牛成群，我也算體會了草原和草原人的自在。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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