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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mini storage中央部分部委相繼公開了“三公經費”賬單，引起了各方高度關注。事實上，自古至今，抑制公款消費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過，作一盤點，或許有些�示。公款吃喝迎來送往讓地方官不堪重負“食色，性也”，歷史上有無數饕餮之徒，想方設法滿足口腹之欲，所以在一些人看來，反對公款消費的第一要務，是與公款吃喝作鬥爭。在今天，“四菜一湯”已成為勤儉的代名詞，據說，這是朱元璋的發明。跟歷朝皇帝相比，朱元璋的日子過得非常儉樸，一方面，朱元璋稱帝後面臨著一個經歷多年戰火蹂躪的一窮二白的大明王朝，需要節儉度日；另一方面，朱元璋窮苦出身，當年甚至做過乞丐，什麼苦沒吃過?君臨天下後，對物質要求比較低。當他發覺有公款吃喝的苗頭，於是趁馬皇后過生日，召集群臣後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蘿蔔；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兩大碗青菜；最後一道是蔥花豆腐湯。�臣不解，朱元璋解釋，“蘿蔔上了街，藥店無買賣”；“韭菜青又青，長治久安定人心”；“兩碗青菜一樣香，兩袖清風好丞相”；“小蔥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潔如日月”。於是“四菜一湯”就這麼誕生了。事實上，皇室歷史上最著名的公款吃喝之一，當屬“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朱元璋與馬皇后是異數，從《南京太常寺條》祭祀孝陵的祭品單中看，總少不了韭菜、薺菜、芹菜、茄子、苔菜、竹筍、芋苗這些農家土菜，這應該是朱元璋和馬皇後生前常吃的，這對同患難、共富貴的夫妻，節儉不假。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好吃者有無數對付“四菜一湯”的絕技。袁世凱就是一個作秀的高手。史載，袁世凱一日吃早餐，有人拜見，見他只吃兩個小饅頭、兩條小鯽魚，還有一點胡椒面。於是這人稱讚不已，逢人就說：袁總統太樸素了、太偉大了，身居一國元首，早餐還這麼簡單隨便，應該在全國推廣。這時，有知情人悄悄提醒他：別傻了，袁大總統的早餐可不能推廣，鯽魚是從淮河運過來的，活魚打上來，用豬油浸泡，豬油凝固，魚也密封了，這樣可以保證運到京城的時候，還是新鮮的。至於胡椒面，那不過是跟胡椒面一個顏色而已，實際上使用鹿茸人參以及十幾味中藥制成的補藥。今天的公款吃喝費用，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迎來送往，所謂公務接待費，是財政預算的重要一塊。但在古代，衙門公賬上沒有公務接待的預算，所以陪送領導，讓地方官員們不堪重負。明代萬歷二十三年，剛當上吳縣知縣才幾個月的袁宏道寫信給朋友說：現在已經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縣令尤苦，作吳縣知縣更是苦上萬萬倍，比牛馬還不如!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上官如云，過客如雨”，來來往往都要縣令早晚接待。古時等級森嚴，下屬往往為接待好上級，什麼招式都使得出來。明朝南京兵部主事管志道回憶說，他在鄉里做生員時，曾親眼看見一位縣令百般向前來視察的巡按獻媚，拍馬屁一直拍到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來裝飾尿壺、將緞褥鋪在廁所里的程度。當然，也有敢於挑戰潛規則者，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位。他出任浙江省淳安縣知縣時，在公務接待方面嚴格照章辦事———按照當時流行的常規，顯要官員路過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費二三十兩銀子，以糧價折算，在人民幣六七千元上下。如果巡撫路過淳安，接待費要用去銀子三四百兩，將近10萬人民幣。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員的伙食費、下程路上的伙食費、下程用船用夫，合計不過五六錢銀子，約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幣。如果上司駕到，另加一隻鵝、一隻火腿，市價二錢銀子，再補充五六分銀子的蔬菜，合計不過200元人民幣。中央的部級離退休幹部路過，也按這200元的標準辦理。海瑞認為，這個標準足以保證客人吃得可口了。海瑞這個規定一出，得罪了不少人，不過他鐵面無私，後來上級就索性不來淳安了，這事對海瑞的仕途頗有影響。嘉靖四十年(1561年)，海瑞任滿升遷的49歲關 口，被平調江西興國，到一個更窮的地方繼續當知縣。公車消費不同品級的官員坐不同的轎子“公車”也是公款消費的一大塊。這兩字出于《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漢代用公家車馬接送應舉的人，後便以“公車”泛指入京應試的舉人。古代沒有汽車，公車就是馬、馬車，還有轎子，以及船。雖然有話說“安步當車”，但“出無車”卻從來被士大夫之流視為奇恥大辱，《戰國策·齊策》中馮諼 就埋怨過：“如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食無魚!”不過，古代官員們更喜歡坐轎子，轎子在中國傳統中有太多的暗示意味，例如，全世界只有中國才把小車叫做“轎車”。轎子最早叫“肩輿”或“平肩輿”，古時轎分官轎和民轎兩種。官轎是皇家、官員的主要交通工具，由於坐轎者身份不同，所乘的轎子也不同。光皇帝坐的轎子就有許多種類。如禮輿，是供皇帝上朝時乘坐的；步輿，是供皇帝在紫禁城內self storage行時乘坐的；輕步輿，是供皇帝去城外巡狩、視察民情乘坐的；便輿，是供皇帝在巡視時備用的一種轎，隨時以轎代步用的。平時，皇帝在宮內出入，一般都乘便輿，冬天坐暖輿，夏天坐涼輿。除皇帝的轎子外，不同品級的官員則坐不同的轎子。官轎出府，常有隨從在前鳴鑼開道，四周還有侍衛人員，前呼後擁，展示官威。百姓見之，必須肅靜、迴避。所用轎夫也分等級，官越大，抬轎的人越多。一般七品官多為四抬，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乘八抬，皇帝出宮時是十六抬，自然是最高的規格。不過，並非一開始官員就能坐轎。唐和北宋的官員一般不許坐轎。唐初，宰相出門一律乘馬，只有貴族婦女才可以乘轎。但唐武宗又規定:三品以上的宰相、三公、尚書令以及退仕和患病者，才可乘轎，其餘不論尊卑，一律不准，而且坐轎者還必須自己出錢僱請。北宋時期，士大夫認為乘轎是“以人代畜”，有傷風化，所以都不乘轎。宋哲宗紹聖二年“禁京師人士輿轎”，只有司馬光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哲宗念他年事已高，批准他乘轎上朝，但司馬光一再辭謝，不敢接受。南宋高宗趙構南渡以後，因為江南多雨，道路泥濘，才允許朝官乘轎，但還規 定祭祀時騎馬，上朝時乘轎。從此，轎子才開始在官場中使用起來。但到明初，對乘轎仍有種種限制，規定“國朝文武大臣皆乘馬，自景泰以後，例許用轎。勳戚一品，惟年老寵優者方敢陳請，其他則不允許”。但在交通不便的南方山區，它還是一種使用較多的代步工具。明中後期以後，轎子才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重要代步工具。作家孫方友曾寫過一篇文章《閑話轎子》：古代在官衙里當轎夫，多是子承父業。因為抬轎也是一門技術。在衙府里當轎夫有許多禁忌，一是行轎時不能大聲說話，上肩走轎、停轎全聽轎頭指揮，轎頭多用暗示，如起肩走轎喊一聲“起轎”，上坡下坡時要拍轎杠，落轎後前面的轎夫要閃開，以便官員出轎。轎夫還要忌口，不能吃大蒜、生蔥和韭菜等有異味的東西，以防當官的聞到。另外，還不能放響屁，大聲吐痰什麼的，怕的是當官的聽到“膈應”。公費旅遊當胡總督的公子遭遇海瑞“三公”還有“一公”是公款出境，古代中國官員很少有出國的，他們更多是到各地公務出差，順便公款旅遊。古代交通業和接待服務業不發達，行旅服務經濟短缺。因此，自秦漢時期起即建立了政府接待制度，由官辦驛站和地方官府負責過往官員的接待服務。驛站所需要的物資、經費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負擔。有唐代開始，除了中央政府設置的招待所“驛”，地方政府還設置稱之為“館”的地方政府賓館。數量�多的驛站或館驛，頻繁的公務往來，是帝國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接待制度是自秦朝至清朝，各朝代政府後勤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政府接待制度，既是為官員因公出差這種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動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也是對於官員的一種優待，進而成為特權。明朝萬曆年間，內閣輔臣高拱與張居正爭權失敗，被下旨立刻�程回老家閑住，一刻也不准在北京停留。所以當聖旨傳達後，立刻就有一幫錦衣衛把高拱押送出北京。以高拱的地位，完全可以享受馳驛的權力，但事出突然，人走茶涼，倉促中，高拱老兩口只得僱一輛牛車，淒淒惶惶地離開了北京。古代規定很嚴格，官員利用驛站需要經過批准，持有特殊的通行憑證。過往官員憑通行憑證可以得到相應于身份秩級的待遇。同時實行消費等級制度，驛站按規定的接待標準接待過往官員。官員身份秩級不同，飲食、住宿、車馬的接待標準不同。朱元璋為限制官員的馳驛特權，一開始就用嚴法對某些特權者進行了限制。他明文規定：“非軍國重事不許給驛”(《昭代王章》)。1393年，又頒佈了《應合給驛條例》，限定了符合用驛馬、驛船條件的人員，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驛傳船馬”，違者重罰。不過，再好的規定也有人鑽空子，或者破壞。一些高幹子弟，沒有權力享受服務，但照樣一路作威作福，什麼待遇都少不了。這裡還得再講一下海瑞的故事，他就讓高幹子弟碰過大釘子。他任淳安知縣期間，有一次，總督胡宗憲的公子路過淳安，被淳安驛丞(近似招待所所長)的接待方式激怒，將所長倒吊了起來。不過海瑞也不是吃素的，他也大怒，下令將胡公子關押起來，銀子沒收，上報胡總督，說您在通知中明確指示，不許大操大辦地搞接待，現在卻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搖撞騙。海瑞請示如何處理，鬧得胡總督有苦說不出。但畢竟海瑞這樣敢於堅持原則的人太少，驛站接待制度產生許多弊端。超範圍、超標準接待，擅自乘驛，給驛泛濫，利用公驛恣行享樂、靡費公帑，獻媚取容、賄賂誅求，十分普遍，成為吏治腐敗的一個重要方面。巨大的接待費用，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摘自《草地周刊》關山遠文公款吃喝費用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迎來送往。一些旅遊景點的公務旅遊接待更漸趨繁冗,令當地不堪重負迷你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