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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資料，存倉其重要性不亞于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瞭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在張力、吳守成和曾金蘭訪問、紀錄的這本《海校學生口述歷史(2)》中，海校學生口述了國民黨海軍十七年來的“八六作戰”失敗原因詳情，反潛作戰計劃風波以及與總長郝柏村的數次衝突。考上海軍學校很受寵我的祖籍是浙江，徐家原是一個大家族，在堂兄弟之中，父親排行廿一，年輕時隨伯父到廣州，遂在此定居。父親未受過很好的教育，後來有機會進入粵海關服務，生活才漸感安定。母親則是越南華僑，也沒受過太多教育，據大姊告知，母親可能較父親年長幾歲。父母很注意我和三個姊姊、一個妹妹的教育，我生于1928年4月24日，5歲啟蒙，念私塾，後轉入小學，從3年級開始念。抗戰時，日本人轟炸廣州，一天下午放學，我陪同學回家，他家已被炸毀，父母不知去向，故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從此埋下對日本人的仇恨，決心一生不用日貨。中學畢業前不到兩個月，我去投考海校。當時我一心想從軍，我希望當軍官，就必須念軍校，若考陸軍官校，我年齡不足，投考空軍，父母親都認為危險，所以就考海軍學校。我們考時已是海校的第三次全國性招考，每次考試廣東省都是人山人海，光曲江一個考區，起碼有八九千名少年應考，競爭很激烈。但我曉得僑生比較少，大約只有幾百人。母親曾帶我到澳門暫住一陣，所以我就以僑生的身份報考。我們中學考入海校的有三個人，那時的人莫不以為考取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因為廣東省政府在招待所招待了我們三天。三天之中，戰區司令長官、省主席、廳長等官員都來看過我們，令我們覺得非常榮耀。錄取的24人從曲江赴重慶，走粵漢路往衡陽轉湘桂路經桂林到柳州，全程坐二等臥鋪，兩人一個房間，非常高級。在終站柳州下車，再轉乘廣東省銀行的專車(也附載郵件)到重慶，時為1943年，當年有汽車坐是很受寵的。在重慶的複試，可說全國未淪陷的地區都派人來考了。口試由總司令陳紹寬主持，但他問的問題不多，據說他主要是看相。我們這批正式錄取的學生，以1928年出生的居多，我算是不喜歡讀書的，功課只要應付得過去，其餘時間除了打球就只愛看小說。但一到考試非開夜車不可，因為學校淘汰得很厲害，每次期考都將各年班的同學集中在大操場上，錯開來坐著一起考，總部也派人來監考，考完還公佈名次，弄得大家都很緊張，只有拼命讀書。我們一直按正常作息，只有抗戰勝利那天，有人聽見慶祝的鞭炮聲，就偷溜出去看外面的風光，回來被抓還被記了過。差點兒被海校開除海校規矩很嚴，吃飯時排隊進飯廳，坐齊了待發了口令才開動。不准講話，只要講一句，隊長就過來要你站起來，挨三板；誰要不小心把碗筷碰一下，發出聲音，也是三板。當時所有事都由訓導主任鄧兆祥負責，他讓我們服氣透了，現在找不出像他這樣的一個政府官員。他把太太送回家鄉廣東肇慶，8年沒有往來。每天比學生早起，比學生晚睡，我們的燈壞了，他自己搬個梯子上去修。冬天很冷，早上洗臉用水幾乎結成冰，就有同學偷取好不容易燒開的水漱口、洗臉，被他抓到了。除了處分那位同學之外，又集合全體同學，他拿了一個裝滿冷水的木盆說：“沒有不可以洗的呀!你們認為洗臉難過，我現在洗臉洗頭給你們看。”洗完、擦完後，又說：“你們這一點苦都不能吃，將來上船，碰到暈船怎麼辦?”他的以身作則，令我們十分服氣。在校沒有寒暑假，禮拜天早上要校閱，檢查服裝，銅扣必須用牙粉刷得亮晶晶，這是唯一可以表現我們精神的地方。校閱完畢還要查看內務。中午加菜，碗里多一點肉，午飯後放假四小時。有一回我們班的表現被認為不好，鄧兆祥先生就禁我們四個小時的假，我們很生氣，在校內就猛吃飯，他卻不生氣，飯吃完了就叫廚房再煮。我曾因生氣而吃了10碗飯。我們給鄧兆祥取個“老牛筋”的綽號，這是因為有一次一位姓蔡的同學曾在周記上寫道：“鄧主任，我們看你的皮鞋年歲頗大，請問多少年了?”鄧主任就在同學集合時回答說：“有個同學問我的皮鞋幾年了，現在已經17年了，我還要穿到抗戰勝利。”像鄧兆祥那麼為國為海軍的人，後來被桂永清整得要死，這種負責盡職 令我們五體投地的人到哪裡去找?卻不能為蔣介石所用，蔣介石焉有不敗之理?我在海校被記了不少過，幾乎瀕臨開除邊緣。到重慶後，不是一個封閉的校區，同學都想辦法找機會溜出去，我們通常到廣東館子飲茶，或者去看電影，票價不算貴，大概一百多元，但我們穿著軍服，進場不要錢。學校對課業的要求依然很嚴，期末考後，課業不好的同學就被開除。我記得有位姓彭的廣西同學，被開除了，中午吃飯時，他愈想愈氣，拿碗往地下一砸，大叫：“飯碗打破了!”此時隊長李護為看不慣他這個樣子，吼他，要用以往的方式拿竹制戒尺打手心三板。我在旁憤憤不平，向隊長講：“人家已經很可憐了，您何必要打他呢?”隊長說自存倉“啊，幹麼?你還為他爭辯?你也打!”所以我也挨了三板，相當痛。親歷了二·二八到南京實習時，終於看到真正的軍艦，覺得軍艦好威風，事實上才800多噸。有一次，代總司令桂永清來訓話，我們在學校時，出陸操非常嚴格，一個動作沒做好，操練官鞭子就打下來，所以我們的陸操做得很好，但他卻說：“看你們這 個樣子，土里土氣的，一個個都像娃娃樣，你們還想當什麼官呢?你們好好地學，不要想當官。”一席話，大家都不以為然。上船後，船上官兵對我們起了疑心，由於我們未畢業就上船，他們想是不是海軍總司令部派我們來監視他們的呢?因為那時三軍都有些不太光明的事，如空軍，大者可走私黃金，次者走私火腿，西康、雲南火腿非常便宜，帶到台灣來賣，利潤很高。海軍也是，例如船到廣州，他們就到香港帶點東西到北方賣了賺錢。陸軍也一樣，特別是炮兵，因為炮兵利用卡車拖炮，我一位親戚擔任炮兵連長，利用卡車從湖南買米運到廣西來賣，就發了財。1936年冬天，“中權”艦奉令從上海開往台灣。一出黃浦江就有風浪，這種風浪還算平順，但我們已經受不了，開始吐，此時又覺得海軍真沒幹頭。“二·二八”那天下午，吃完飯我們照樣坐小艇上碼頭，往中央戲院走，路上看到很多台灣百姓一群一群地圍著聽收音機，我們沒事也跑去一探究竟，他們嚷著趕我們走，並沒有敵意，不過我們也聽不懂，就自顧走到電影院。看完電影出來，還沒走到門口，就聽到外面人聲嘈雜，有人吼叫著，我們以為一定又是水兵鬧事，由於我們戴著官校學生的帽子，階級如同上士，遂敢出去勸：“不要鬧，不要鬧，和人家鬧什麼嘛!”但水兵說：“不是呀，人家打我們哪!”當年很多水兵都習慣利用船上的鋼絲做成拇指粗的鋼絲鞭，約三到四尺長，鞭頭用鉛塊包住，平常圍在身上，外頭衣服罩著看不出來，此時抽出來當作自衛的武器，台灣人開始打我們，水兵就往人群中抽，抽一個倒一個，兩下子把當地人嚇住了。我們一行約三四十人，有鋼絲鞭的士兵自動排成兩列，沿途打，沿路抽，以防止當地人接近，我們學生和沒有鋼絲鞭的士兵則夾在中間，往碼頭跑。一出橫路，有水兵大叫：“我們有人在那裡倒下去了!”大家發現有個福建籍的輪機兵倒在牆角邊，可能已經死了，有個水兵就把他扛在肩上走。到了碼頭邊的派出所，很快外頭就有冷槍朝派出所打過來。冷槍斷斷續續射擊了一陣子，很快艦上就派小艇來接我們。艇上士兵在兩舷架上機關槍，並帶衝鋒槍，掩護我們出來。我們在事發後一兩周後才走，走之前有人以為事件已經平靜，到基隆市理髮，結果被割了喉嚨，因此艦上再也不讓官兵上岸。等慢慢更為平靜後，艦上官兵就開始動腦筋，打開倉庫，發現裡面滿滿的都是糖；另外找到一船廢鐵，中字號有個“坦克艙”，什麼東西都裝得下，所以那陣子中權艦很忙，忙著把糖和廢鐵搬上船。堅決不收贓錢命令來了，我們開船回上海，途中在寧波暫停，許多小船靠近來接駁糖和廢鐵，我們冷眼旁觀，也不能置喙。之後船上發福利金，給我們每個學生25000元，這是一筆大數目，那時我們的薪餉一個月才不到2000元，我們不想要這筆福利金，結果艦長好緊張，副長說：“這個福利金是每艘船都有的，如果25000元你們認為不理想，我們再多給一點兒。”我們8人還是不要。副長勸半天，他說：“我看，每人再加3萬好了。”我們答曰25000元都不要了，怎麼能要55000元呢?艦長再找我們去談，想讓我們改變主意，拖我們下海。我們八人研究許久，終於想出一個辦法，把這筆錢捐給艦上圖書館，充當圖書經費。艦長才謝謝我們。我們到青島後，艦長就出事了，我不曉得他是不是因為此事而出問題，後來就被法辦了。1948年底，學校遷往廈門。我後來發現，林遵及其他長江艦隊的艦長，曾聯名電請桂永清將軍將艦隊自長江中調出，可能上級要求桂永清，海軍一定得阻止中共渡江。但長江那麼長，有多少軍艦可以阻止渡江呢?我為什麼會批評上級無知，也是這個道理。如果總司令是海軍出身的話，他懂得戰略態勢，也許就會向上級反映，認為這樣是辦不到的。可是陸軍來統率海軍，對海軍毫無瞭解，導致留在長江的第二艦隊處在極險惡的情況下。我們在廈門時，突然發現魏校長不見了。後來得知他被桂永清以開會為由急電召至上海，然後要他到陸戰隊周雨寰師長那裡報到。魏校長到周師長那裡就被關起來了。不久，學校就由教育長何希琨(福建人)布達，以電雷學校一期畢業的上校學生總隊長郭發鼇(原為黃埔八期，再改入電雷一期)代理校長，教育長則離校回閩。雖然學校有這些變動，但學生都很單純，一點都不曉得政治鬥爭的厲害。我們當然瞭解當時的局勢非常惡劣，因為許多老師紛紛不見了。我記憶特別深刻的是，教我們外彈道學的老師是原先重慶號的副長劉榮霖，某天他上課時桂永清來巡視，桂看到劉教官說：“咦，你還在這裡呀!”劉教官回答說：“是，總司令，我還在這裡教課。”經歷這種情形，劉教官下午就攜家帶眷地逃回福建老家。迷你倉新蒲崗